大纽约地区清华校友会 THAA-GNY

---- 忆父亲常迵教授常放

每当重返清华园，重返我度过多少难忘岁月的九公寓旧居，心中说不清的归宿感总是油然升起，充满了亲切，又带有几分惆怅。老宅的家具陈设保留着父母生前时的原样，没有任何当今的流行时尚。我每年回来都在这里小住，这里能让我脱离外面喧嚣的世界，带我重回那魂牵梦绕的过去。

走进客厅，首先入眼的就是占满房间一整面墙的大玻璃书柜，那是五十年代由清华木工厂订做的。父亲诗作《自嘲》 中“新朋旧友如相问，一片丹心在纸堆”的诗句仍挂在他的书房。只是旧时长年堆满书籍和稿纸的书桌上，如今却是空荡荡的。唯有父亲用了多年的那支钢笔，安详地闲置在那个竹制的旧笔筒里。母亲离世后，小弟在父母的卧室精心布置了一个陈设旧物和老照片的长条台桌。桌上摆有几十年前父亲用过的计算尺，有母亲心爱的旧茶壶，有我们小时去食堂打饭用的多层饭盒，还有那个用了几十年的老式柯达照相机。一张张老照片，不仅记录了父母一生的坎坷路，也标志着我们姐弟三人踏上人生征途的起跑线。小弟就是想把我们的记忆，美好的、鼓舞的、辛酸的，都定格在这个台桌上 ……。台桌的正中，立着父母年青时的合影 。那是1943年，父亲即将赴美求学时在昆明拍摄的。旁边一幅是他们共同走过近六十年人生旅途之后，在这温馨的旧居客厅里，欢度结婚纪念日时照下的。1991年，父亲曾赋诗一首，以纪念他们六十年的相濡以沫，甘苦搀扶。这首诗后来由父母的老友吴承露先生濡墨挥毫，精裱后，至今仍悬于壁上。诗文是这样写的：赠漱瑱   自1935年冬结婚以来，在这坎坷多变的岁月中，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回顾往事无限感慨。值此钻石婚将临之际，草此小诗，略抒心怀以留念。                                                                                             人生难得一知己，同甘共苦六十年。坎坷路上相扶持，赢得黄昏霞满天。                                 父亲常迵，字季高，1917年出生在一个以诗礼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常履道是清末贡生，以诗文书法享誉乡里，早年出仕河南。祖父为官，以清廉自守。深感当时军阀误国、民不聊生，在愤世忧民而又无力回天的心境下，决定弃仕

父亲和母亲在昆明 （1943年）

父亲和母亲在清华旧居（1987年）

 归隐。父亲出生在河南开封，六岁时随祖父举家迁回祖籍北京房山县城。在返乡路上，祖父有《感时》七律一首。其中两句云：“异世人忧思逐鹿，补牢谁复悔亡羊”！沉痛表达了祖父对当时军阀混战、据地自肥，而不思抗御外侮、振兴国家的愤慨和忧虑。祖父晚年除致力于修编房山县地方志的工作，通常以赋诗做词抒发情怀，教育子女。父亲的出生成长正值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百姓苦难深重的岁月。就在这“学通中外理，练达古今情”的家庭教育和环境熏陶中，父亲自幼聪敏勤奋，胸怀远志。 

父亲的中学时代 （1932年）

1929年，父亲离家进入北平私立四存初中（现北京八中）。1932年，升入北平市立第四中学（现北京四中）理科班。在那国难民愁、风雨飘摇的动荡局势下，父亲渡过了他的中学时代。后来在父亲的文章《一个科技者的心声》中记录了他从中学到大学在北平求学时的一段段不平常的心境：“当我在北平四存中学初中读书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从此一块沉重的石头就压在了我的心上。记得十冬腊月的一天，在校外小巷子的一个角落里，从东北流浪到北平的一家难民在呼啸的北风中缩成一团，小孩子冻得不停地哭叫。看到这个样子，我们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地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塞给他们，谁也不忍再多看一眼就默默地走开了。……我到北平第四中学高中读书时，国难更加深重了，日寇的铁蹄已踏到北平的大门。每个有志青年都在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我想自己还年青，应先学好一种救国的本领。我选了理工科，打算将来学好工程技术，用来救国。…… 

高中毕业时与同学合影 ，右坐者为父亲 （1935年）

 父亲那时曾写过这样几句小诗，倾吐内心的苦闷：忧国  1933年 树倾巢覆无完卵，河山破碎使人忧。奋起执戈思报国，愿将热血护金瓯。 父亲意识到科学落后是国运多舛，惨遭列强宰割凌辱的重要因素，毅然选择了投身于科学救国的道路。从此，他怀抱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开始了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艰苦求学历程。1936年，父亲从北京大学物理系转到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次年七月七日，日寇在卢沟桥打响了侵吞中国的第一枪。“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父亲遂与几个同学结伴，准备背井离乡，随清华南下，继续学业。临行前，在房山老家的祖父预感到形势的危急，到北平探望送行。父子俩走在故宫的红墙外，想到不知何时再能重逢，祖父望着中山公园门口的石狮感慨赋诗道：“欲把兴亡问石头，石头无语水东流。夕阳人影桥边立，风吹杨花万点愁。”他敦嘱父亲：“好男儿不患无家可归，患所以立”。鼓励父亲要有鸿鹄之志，勿忘报国之心。古都这一别，竟成永诀。父亲走后第二年，祖父就在房山老家病逝。父亲随学校辗转武汉、长沙、广州，最终抵达昆明。1940年，父亲在西南联大工学院完成大学学业。毕业后，在昆明无线电器材厂任助理工程师，主持无线电发射机的设计工作，直到赴美留学。父亲在无线电厂，设计过不少机器。和他一起工作的郭文昭伯伯回忆说“那时的所谓设计实际上是全部包干，从工艺到制造，从绘图到调试等等，什么都要管，全面负责到底”。父亲不但工作勤奋，而且仍刻苦学习，准备继续求学深造。这时，母亲也来到了昆明。 

父亲在昆明无线电厂（1942年）

 父母结婚早，但婚后聚少离多。父亲早先在北京上学时，母亲在房山老家。后来由于母亲的意愿和父亲的鼓励，母亲也到北平城里开始补习中学的课程，准备报考大学。七七事变后，父亲先随校南下，母亲在家侍奉公婆，直到将二老送终之后，与中学好友结伴，一路历尽艰辛，来到昆明。第二年，她考上了云南大学经济系。那时，父母是同学和同事中少有成家的。父亲在无线电厂工作时，他们住在蓝龙潭无线电厂宿舍，那是间简陋的草房，加上旁边半间做厨房。母亲做得一手好饭菜。当时虽然物资拮据，难为无米之炊，但每到周末，父母亲的同学、朋友和同事们都常会不请自来。                                母亲在房山老家 （1933年）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这些青年学子们，北望中原，想到战火纷飞的家乡，感叹抗日救亡的前途。他们就这样常常聚在父母的草房里，或秉烛畅谈，或引吭高歌。虽没有鸡鸭鱼肉，可母亲拿手的一碗京味炸酱面，一张香气扑鼻的葱花烙饼，慰籍了游子的思乡之情，令大家难忘终生。以至于几十年后，父亲当年的老友，美籍华裔科学家张守廉伯伯来中国讲学时，他婉谢了官方的盛宴，执意非要重尝母亲做的炸酱面不可。三年后，父亲被选拔为赴美留学生。 1944年，他从昆明经印度乘船历时数月到达美国。在美国留学的四年中，他秉持中国学子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夜以继日刻苦求索，一年后，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电机工程系硕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美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战争促使无线电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也在此时孕育问世。父亲选择了这一领域为专业研究的起点，为他以后从事的无线电工程教学和信息科学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获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像前留影 （1947年）

在讲述父亲在美求学期间的研究成果时，他生前所在的清华自动化系信息教研组的回忆文章这样记录的：“常迵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从事电子线路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他的硕士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将栅极接地电路应用于超高频电子管放大器。……这一创新立即得到了这一技术领域的重视，在超高频电路中被广泛采用，并被他的导师L.B. Arguimbau 教授引入教科书中”。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父亲从师著名天线理论专家 R.W. King教授，致力于天线理论方面的研究。“他对环形天线和桥式平行天线（也称折叠天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导出了电流分布与输入阻抗的特性，提出和实践了这些特性的测试方法。……。这一研究成果，对折叠天线的广泛应用起到

父亲在哈佛大学 （1947年）

了推动作用，使其在国内外开始成为众所周知的一种典型的电视接受天线……”。   1997年，正是父亲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求学的五十年后，我的儿子铮铮也走进了他从小就听外祖父常常讲起的麻省理工学院校园。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上学期间，到图书馆找到了外祖父五十年前的论文。旧时没有计算机打字画图，图表都是手工绘制的。泛黄的论文纸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但那整整齐齐的笔迹，一丝不苟的手绘曲线图表，那种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实在让年青晚辈感叹不已。铮铮复印了一张图，带给我留念。1947年夏，在父亲哈佛大学毕业时，正是祖国抗战胜利、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他一毕业，就毅然决定重返祖国，回归母校任教。这是他的理想，是他一直期待的。他带着前辈任之恭教授给清华校长的推荐信，登上了迢迢归国之途。临行前，他用几年内仅存的几十元钱，买了一些新出版的教学参考书，又买了两只二战后军队变卖的旧铁皮箱。装满了书的箱子，是他唯一的归国行囊。这些书在今天早已过时，但后来我们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母亲还是选了几本，珍重地放在他的书架上。

父亲刚回国时在中山公园 （1948年）

在家乡，父亲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月，就在庆祝解放军进入北京城的炮声中，我在协和医院出生了。那天天很冷，父亲和清华的同事和学生们一起，通宵站在欢迎队伍里迎接解放军进城，直到天明。待他赶到协和医院时，我已呱呱坠地。

护士拿着出生登记表问他：“起个名字吧”。父亲马上说：“就叫‘放’吧！”。他把北京解放的喜悦注入到了初生女儿的名字中，从而伴随我的一生。我出生后，父母把家从城里搬到了清华园。          父亲和不到一岁的我在清华西院旧居门前 （1950年）回国之初，父亲先任教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在电机工程学家钟士模教授手下工作。这时，他感到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有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他看到了科学昌盛的前景。多少年的艰辛学习和深厚积累，从小的志向抱负，终可一展宏图。他潜心科研，一心扑在他热爱并擅长的教学上，成为当时清华最年轻的教授。1952年，根据苏联的模式，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成立，孟昭英教授任主任，父亲担任第一任副主任，主持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几年之内，父亲主讲过“电子线路”、“电波天线”、“无线电发送设备”、“无线电技术基础”以及“振荡理论概论”等多门课程。他的讲课具有独特的风格：思路清晰，表达严谨，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学识渊博，从来都用启发式的教学，常常使学生沉浸其中，不知疲倦。有不少学生说：“上常先生的课，都不希望听到下课铃声了”。他十分着重对学生的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的培养。他常说的是：“你们要把问题问个底儿掉”，“要Thinking（思考），不要只Nodding（点头）”……。科研上，在无线电系成立以后，父亲曾与苏联专家合作，开展了无线电发送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创新简化，提出与苏联学者不同的设计方法。他在参加我国第一台微波多路通讯机的研制工作时，和师生们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一个多月，晚上就在试验室席地而睡。在教育改革中，父亲一直有许多创新的建议。他不甘仅仅跟随苏联学者的脚步，也不完全同意欧美的办学模式。在他主讲的“无线电基础”课程时，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我国和苏联及美国的有关材料，考虑到当代通信和控制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要，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新的设立课程方法。他将这些教学内容和他讲课的经验编著成教材。由于这套教材不同于以前用的苏联教本，也非模仿美国新书的模式，各取所长且又独具特色，使这本书成为国内同行的颇有影响的教科书。后来，经曾任父亲得力助教的郑君里教授进一步充实，发展了这一教学思想，更完善了这本教科书，并数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奖。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除了吃饭睡觉，从来都是在他的书房里伏案而坐，或是读书，或是写字，不停地写。他在写教材，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就这样，他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如果不是后来的一场场狂风暴雨，父亲还可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新清华，在他热爱的事业上，在他最富有创造力的盛年，全力以赴地为国家、为社会、贡献更多他的聪明才智。1957年，那场葬送了中国几十万优秀知识精英的反右派运动，将父亲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人民第一次就国家政治生活和科学文化领域中的基本是非广泛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自然是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当时，父亲属“海归”学子的少壮派，他年青气盛，才思敏捷，受各方的重用。他敢于开拓创新，在清华要怎么办的问题上有很多独到看法，许多观点并不同于当时的潮流所向。他既不赞同全面学苏，也不同意照搬欧美。在57年3月的《新清华》报上，洋洋万言以《谈谈目前高等工业教育中的几项基本问题》为题，详尽地表述了他的办学观点。在“关于培养目标问题”一节中，他总结了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和问题，分析了“当前我国高等工科教育飞跃发展的进一步需求”，批评了工程院系“将目标只是放在培养一个工程师”的短视眼光，列出了条理非常清楚的具体建议。他说：“……我们国家正在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可是我们原有的技术力量太薄弱，不能满足这样建设形式的要求。”。“比起工业先进的国家来，我们更需要培养一批科学技术的发展者和创始人。”“他们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有很强的专业理论基础。到工作岗位，要起着打基础的骨干作用。”他从“关于专业的宽窄问题、专业专门化的问题、关于修改教学计划的问题”几个方面，举实例，反复论证，提出条条具体的建议。1957年5、6月间，校、系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教师座谈会，“诚请大家给党委提意见”。父亲以做学问的习惯和真诚，知无不言，直言无忌。他批评校领导有“脱离群众，宗派滋生，不务实事的现象”。他认为“教授应该有甄选助教和制定教材的决定权”，他不同意教授“尽应付些无谓的事务工作，不能全心教研”，他不同意“外行领导内行”……。他率真直言，推心置腹，带着对中国科学教育要尽快赶超世界的急切希望，带着对教育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异见，也带着知识分子的自负和偏执。不管从哪个时代的视角去看，他的很多批评都是事实，他所提出的种种教学改革主张在当今看来仍属远见卓识。但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却不知道自己掉进了政治的漩涡。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袭来。很快，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对父亲来说，那是有生以来极其残酷和痛苦的经历。他的讲话和办学的建议，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他的意见成了“向党进攻的罪行”。于是，大会小会密集如雨、口诛笔伐锋利如刀，从白天到夜晚，同事揭同事，学生批老师，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这种突如其来的局势，使父亲陷入极度的迷惘。他反复思索，他想不通。他须不断地做着检查，却得来一遍遍的“不深刻”、“有隐瞒”，而“通不过”。我那时刚七岁，完全不懂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却记得家里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和父亲谈话。坐在屋里的，站在院外的，有细声劝说的，有高调争论的，常常直到深夜。最终，父亲被划为“右派”，降薪去职。又因“保密级别”不够的原因，不能从事有密级的通讯方面的科研工作，而被调离他投入多年心血的专业。父亲和他同一辈那批知识群体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视声誉高于金钱，置尊严胜过生命。他们智商高、政商低，学术上精明强干、政治上幼稚无知。在那人性和是非被极度扭曲的日子里，父亲像汹涌波涛中的一叶小舟，飘零无助，任风浪摆布……。使父亲能渡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使他能正视现实、甩掉包袱、脱离消沉、重获自信，而振作起来的，是貌似柔弱却内心坚忍的母亲。刚解放时，母亲在中央民族大学做教师。她十分喜爱自已的工作，曾做过社会学泰斗费孝通的助教。她每天骑自行车从清华到魏公村，早出晚归。1951年大弟出世，工作家庭难以兼顾。母亲不得不选择辞去这份工作，转到清华附中做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直到退休。反右运动中，在父亲天天被批判的时候，母亲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撑。那时，母亲也曾被领导找去谈话多次，劝其与父亲“划清界限”，“起来揭发批判”。母亲说她绝不相信父亲会反党。在那思维无比混乱的时候，母亲用简单的话语道出了非常清醒的逻辑：“他提的意见你们可以不同意，可说他向党夺权，是很可笑的！”从来都不对人高声说话的母亲，在一次众人聚在家中“帮助”父亲的座谈会上竟然站将出来，用“卑鄙无耻”来斥责那种将父亲的话断章取义并加以而曲解的作法。母亲利用一切机会例举事实，证明父亲“从来都认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希望”。她讲述：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父亲准备回国，临行前和导师King教授告别。King教授问：“你条件这么好，留在这里工作会很有前途。你回国后，战争纷乱，如何继续你的科研？”父亲答：“我们有希望，希望在延安！”King教授听后，很激动，站起身来，握着父亲的手说：“有志年青人，祝你好运”！

 父母和我们姐弟三人在清华园家中 （1956年）

母亲继续说：“旧中国，他心向延安。又千里迢迢归国，用了全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办学，他怎么可能反党？！”后来，领导没有再多与母亲谈话，她不是什么“高知”，也没有给她戴上右派的帽子。母亲常对父亲说：“错与没错，现在谁也说不清了，等历史评判吧。我们一定要坚持生活下去，为了我们可爱的三个孩子。”那时，小弟还在襁褓之中。30年后，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父亲给我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妈妈一生辛苦，为了我，为了家，渡过不少难关。57反右、文化大革命……都是在妈妈的千辛万苦中渡过来的，实在不易……，想你们也会感谢她的。没有妈妈的支撑，我怕是渡不过来的，我们的家也会大不一样……”是的，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我的两个弟弟，都出生在清华校医院。我们姐弟三人在清华园中渡过了最美好的童年。炎夏在清华游泳池嬉水，寒冬在荷花池的冰场滑冰。在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水木清华”边捉迷藏，到纪念闻一多先生的“闻亭”上听那浑厚的钟声。父母从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他们身负的“帽子”和无比沉重的精神压力。他们尽其所能，为我们营造着温馨和煦的环境，使我们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由成长。他们的爱，成就了我们姐弟的今天。不管父亲多忙，全家天天一起吃晚饭，无一天例外。父亲很少问我们的学习，有空时，他会给我们讲中外历史、教我们背诵诗词。他善于抓住最简单的生活小事给我们讲科学知识。我曾在2006年父亲节，在父亲离开我们十五周年的日子，写了一篇回忆童年的小文：《和父亲一起吃西瓜》，既寄托着我的思念，也描述了父亲具有的独特的启蒙和教育方法：       一个暑天的晌午，爸爸抱着一个水池中镇凉的大西瓜(那时没有冰箱)，让妈妈招呼我们过来吃。每当全家吃西瓜，总是分成四份。我们姐弟三人每人一份，爸妈分剩下的一份。  记得那时我是小学三四年级有十来岁，弟六锤约有七岁多，小弟家伙也就三岁还不到。（六锤、家伙分别是弟弟的小名，清华园的大人小孩儿都这么叫他们）。那天十分闷热，空气不蒸发，在房间里凝固着，我们个个汗流浃背。小家伙的个子还没有桌子高。他拼命掂起脚，望着桌上的西瓜，小手扒着桌边，嚷道：“我要吃瓜，我要吃瓜!”要知在那时夏天解渴的西瓜也是很希罕的呢。“别急，”爸爸说，“别急，我切开分给你四分之一还不行吗!”“不，我要一百分之一，一百分之一!”家伙接着爸爸的话茬儿，双腿蹦跳着。爸爸大笑，对我们说：“咳，那可不好分哪!”。我和六锤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爸爸却一边给我们切瓜分瓜，一边开始讲起了洋洋的分数原理来。“就像切西瓜，切一半就是两个二分之一，分四份呢，一份就是四分之一，”接下来又是什么分母、分子，谁大谁小等等，他只要开讲就一发不可收拾。妈妈说这是职业病，不管什么水平的听众，道理难也好，易也罢，他都翻来覆去地把一个题目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时的我，对于分数也只听了个大概齐，可想于六锤家伙更是对牛弹琴了。讲到兴头上，爸爸开始考问道：“如果你想要得到最大一份的西瓜，你应该要几分之几呢?”我抢答：“二分之一!”心想，这该是最大的一份儿了。爸爸说：“你倒是听明白了分数的道理，不错，切一刀，拿一半可算最大的了。”他又问小家伙：“那你呢? 你要几分之几呢?”“我要一百! 一百!”家伙不加思考的说。我心想：在这不脱鞋还数不过二十的年龄，他肯定弄不明白什么分不分数的。不过这会子，他怎么知道不说要“一百”再加上“分之一”了呢。而且，自打开始他就认定了“一百”准是个大数嘛。又问到六锤，他精力似乎全在吃瓜上，西瓜水流到了脖子根。他呆呆地沉默了一会，才漫不经心地说：“要最大的？那我，我就要一分之一吧。”爸爸拍手笑道：“看来，姐姐是中规中矩的，这永不会错。六锤很是有创意，动了脑筋，应该加分，加分！小家伙呢，也不简单哪，你连数都掰不全呢，己然能参加数字的游戏啦。”就这样，我们说着乐着，吃了瓜，解了暑，外带着，还学了个叫“分”的数。” 

全家在颐和园 （1962 年）